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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裳诞辰百年︱陈子善:琐忆1980年代与黄裳先生的交往

发布时间:2019-06-16 22:51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今年6月15日是黄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济南凌济兄是“黄迷”,不是一般的“黄迷”,而是十分入迷、近乎痴迷的资深“黄迷”。他起意编一部《榆下夕拾》作为纪念,并为黄裳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史料。因我与黄先生有交往,他要我写些话。当然,这是义不容辞的。

  我拜访黄先生,向黄先生请教,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。但是,我那时自以为记忆力强,不记日记,以至到了年过七十的今天,许多交往细节早已不复记忆。值得庆幸的是,三年前,陆灏兄摘示黄先生1980年代日记中关于我的若干记载,正好可以据此追忆当年面聆黄先生教诲的一些情景。以下就照录黄先生相关日记,并略作回顾和考释。

  11月24日:“下午陈子善来访,谈有关郁达夫事。渠为文集编者之一,以《郁达夫忆鲁迅》小册相赠,谈至五时始去。”

  这应该是我首次打扰黄先生。先写信求见,黄先生当天就作复,我第二天收到,第三天就登门拜访。那时平邮信件真快,如在今天,就非快递不可了。首次求见,话题就围绕郁达夫。郁达夫是黄先生很感兴趣的文坛前辈,他晚年还写过关于郁达夫《忏余集》的长篇“拟书话”,对达夫的名文《钓台的春昼》《迟桂花》等都有精到的品评。因此,那天下午在黄宅“谈到五时始去”,黄先生一定也是谈兴甚浓。

  《郁达夫忆鲁迅》是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的一本小书,收入达夫所写的关于鲁迅的长文短制,胡愈之先生题签,1982年1月花城出版社初版。

  5月18日:“上午陈子善来,谈半小时去。以郁达夫题《湘弦别谱》一册借之拍照。他谈到了一些问题,朱自清、徐志摩等日记都被删节后重印,结果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删落了。主要的正是对时人的评论,这是可以写一文的。”

  这三段日记都与我向黄先生借《湘弦别谱》一事有关。应该是首次拜见黄先生时,他主动提及藏有郁达夫旧藏《湘弦别谱》,我才半年之后斗胆去信索借。线装《湘弦别谱》一册,清朱绶自刻词集,黄先生认为是“罕传佳本”,又系“风雨茅庐中出者,更可珍重”。我不研究词学,但那时我与王自立先生合编的《郁达夫文集》还在陆续出版中,急需有意思的书影作为插图。《文集》前几卷中,责编疏忽,竟选用了一种盗版本书影,闹了笑话,后来《文集》重印精装本时才抽换。《湘弦别谱》既是达夫旧藏,封面又有他亲笔题签,无疑可作别具一格的书影之用,所以才贸然开口,没想到黄先生一口应允。黄先生藏书多,好不容易检出后通知我去取。我拍好照归还时,黄先生不在家,是师母接待的。奉呈的“达夫资料二本”,极可能是《郁达夫研究资料》上下册(与王自立先生合编,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,1982年12月)。黄先生还特别复信致谢,老一辈讲究礼数,由此可见一斑。可惜《湘弦别谱》书影《郁达夫文集》未能用上,后来用在1995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的《卖文买书——郁达夫和书》中,总算没有辜负黄先生的一番美意。

  关于“朱自清、徐志摩等日记都被删节后重印”事,应是我告诉黄先生,朱自清日记整理发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。1963年11月,上海文艺出版社版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第三辑刊出王瑶先生“选录”的《朱自清日记选录》;1981年《新文学史料》总第十期起又连载陈竹隐先生整理的《朱自清日记》。虽然陈先生已在她的《前言》中说“我把日记中纯粹属于个人生活记载的若干文字删掉了”,虽然两位都是“选录”,所选有所不同本在情理之中,但当我把王选本与陈选本加以对照,发现1933年1月28日全天和1月29日一大段总共将近一千二百余字日记陈选本未录时,我仍感到惊讶。我向黄先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,黄先生认为“这是可以写为一文的”。后来,1998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初版《朱自清全集》第九卷刊登的朱自清日记中,这一千二百余字仍未恢复。

  9月11日:“得陈子善信,复之,赠《珠还记幸》一册。他说最近在北京三联服务部欲买此书,已售缺了。不料此书销路如此,过去曾为书价太高而担心,可见自有读书,不计较此种事也。”

  黄先生著《珠还记幸》1985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,厚达五百二十四页,价三元两角,在当时算较贵的书,所以黄先生对此书销路有点担心。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,此书大受欢迎。我在北京未能买到,只能厚着脸皮向他讨书。为写此文,检出他三十四年前送我的这本《珠还记幸》,前环衬有他的钢笔题签:

  更出我意外的是,书中扉页之后还夹有一通黄先生9月11日当天复我的短信,多年来我无数次查阅此书,竟一直没注意到!现把此信一并照录如下:

  你说国内有些学术刊物发表评说我的散文的文章,我因孤陋,未见,有暇盼以目录见示,感甚。

  当时什么刊物发表了谁写的评论黄裳先生散文的文章,已无法记起,但黄先生的嘱托,想必是办理了。

  4月4日:“得陈子善信,告台湾《联合文学》(86/2)二卷四期转载我的散文六篇,题为‘书卷墨痕——黄裳散文六篇’……”

  4月29日:“下午陈子善来谈,赠《联合文学》(16期)一册,有选我的散文六篇。赠以《河里子集》一册。谈至五时许去。”

  这三段日记都与黄先生散文在台湾转载一事有关。台湾大型文学月刊《联合文学》创刊于1984年11月,诗人痖弦主编,编辑委员为梁实秋、夏志清、陈映真、余英时、白先勇、王文兴、李欧梵等,阵容强大,至今仍是台湾屈指可数的文学杂志。《联合文学》创刊号就刊出“作家专卷”,较为全面地推介作家兼画家的木心,后又辟有不定期的“大陆文坛”专栏,在转载黄先生散文之前,转载过作家魏金枝、陈白尘、仇学宝、张弦、李存葆、贾平凹和学者冯友兰等的作品。1986年2月《联合文学》第十六期“大陆文坛”栏刊登了以“书卷墨痕——黄裳散文六篇”为总题的黄先生六篇新时期创作的散文,即《珠还记幸》《我的端砚》《如梦记》《诚则灵》《“雅贼”》《“危险的行业”》。难得的是,专辑之前,还有一则以“编辑室”名义加的按语,不长,照录如下:

  老作家黄裳在散文创作之外,也是知名的版本学家和藏书家。因为特别喜欢“旧”,到了“破四旧”的“文革”爆发时,自是在劫难逃,抄家后发放“干校”“劳改”。近年复出后,执笔为文,免不了涉及“文革”,但鲜有直笔,多寄托于旧时文物、故人翰墨的怀念。笔触含蓄内敛,每在平淡中另有所讽。另有一些短文,对“文革”的愚民政策,晚近的文物失落,都在可能的尺度里,委婉地抗议。本期所刊诸文,选自黄裳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。

  从文笔的老到推测,这则按语很可能出自痖弦先生本人手笔。这是黄裳先生的作品首次进入台湾,黄先生想必是高兴的。“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”为《珠还集》,1985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初版,六篇散文均收在此书之中。此书我记不起得之何处,但2004年秋拜访黄先生时,请他在此书上补题:

  4月29日黄先生日记中所记的赠我的《河里子集》系散文和杂文合集,1986年1月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初版,为黄先生晚年所出集子中开本最小的一种。那天下午又“谈至五时许去”,可见黄先生又一次谈兴甚浓。

  8月7日:“下午陈子善来,长谈,商编印知堂集外文事。又知海外文坛诸事。孔罗荪刘白羽等在巴黎与海外学人争论梁实秋评价事。又说柯灵近撰一文论梁实秋,将在港报发表云。”

  从这两段日记可知,至少在1986年7月之前,已有编辑知堂集外文之议。此事是钟叔河先生提议的。钟先生嘱我参与,更希望得到俞平伯先生和黄先生的指点和帮助。一定是钟先生或我先向黄先生提出,所以才有黄先生7月22日给我们三人的信。而到了8月7日,我又造访黄先生,与他进一步讨论此事。

  在此期间,我向钟先生推荐并作了增补的《知堂杂诗抄》书稿也已编竣,这可由我写的《知堂杂诗抄·外编后记》落款“一九八六年夏于上海”为证,时间上完全吻合。记得黄先生知道此事,很高兴。一次拜访他时,他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知堂著《过去的生命》1933年11月北新书局三版本给我,说:你弄的《知堂杂诗抄》是旧诗,老人还写过新诗,我有好几本,这本就送你。这册《过去的生命》前环衬上有黄先生的钢笔题字:“鼎昌 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”,十年浩劫中被抄没,封面、前环衬和扉页上钤了三方“文汇报藏书”钢印,改革开放后才发还。

  8月7日日记中所记的另一事,指1986年春法国汉学家于儒伯在巴黎主办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,与会的孔罗荪、刘白羽等内地作家与香港学者梁锡华就抗战初期梁实秋提出的所谓“与抗战无关论”如何评价发生争论,在港台和海外文坛引起较大反响。孔罗荪先生是文艺评论家,当年就是批判梁实秋的主将之一,后长期担任上海作协书记。1976年2月以后,我作为后辈曾与他在上海师大中文系共事过一个短时期,多次一同挤公交,聊天。“”倒台后,他调回上海作协,1978年4月调往北京文艺报社。但我那时孤陋寡闻,还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过这场争论,也就失去了就此事向他请教的机会。黄先生应该认识孔先生,所以,我当时把巴黎研讨会的消息报告黄先生。而柯灵先生“近撰一文”则指他1986年7月11日完成的长文《回首灯火阑珊处——〈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——散文卷〉引言》,文中对如何“撇开政治、历史和心理因素”,“完整地理解”梁实秋关于抗战文学的那段有名的话提出了新的看法。

  9月15日:“去四马路旧书店看书,……遇陈子善君。他买到我一册《新北京》,为签名于册首。又得转来钟叔河一信,商编知堂集外文事,坚请撰序。”

  这次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见到黄先生,真是巧遇。更巧的是,我刚买到他的散文集《新北京》,1951年1月上海出版公司再版本,列为“散文新辑”之一,售价四角。此册是图书馆的剔旧书,书品一般,但机不可失,当场请黄先生签名,他在前环衬大笔一挥:“为子善同志题  黄裳  一九八六,九,十五。”记忆中黄先生那天没有买书,他是大藏家,虽然兴致不减当年,独自逛旧书店,但今非昔比,一般的新旧书刊自然不入他的法眼。

  当天日记中还记下一件重要的事,即我转呈黄先生一通钟先生的信,钟先生“坚请”黄先生为正在编辑的《知堂集外文》作序。

  9月21日:“得陈子善信,嘱转函俞平老提供知堂为其诗所作跋文。发俞平伯、陈子善信。”

  我不知从哪里得知俞平伯先生藏有知堂为他的“五十自叹稿”所作跋文,于是央请黄先生代为设法,黄先生即致函俞老询问。虽然结果令人失望(《俞平伯全集》也只收录了他的《六十自嗟》八首),黄先生对我有求必应,至今令我感铭。

  10月21日:“得陈子善信,附来钟叔河请问知堂诗钞疑误诸字,尽所知复之。”

  此两段日记应都与《知堂杂诗抄》书稿有关。钟叔河先生收到我寄去的《知堂杂诗抄》书稿,审稿时发现“疑误诸字”,嘱我转信向黄先生请教,黄先生“尽所知”作了答复。《知堂杂诗抄》1987年1月由岳麓书社初版。

  3月1日:“下午陈子善来,坐谈良久。见钟叔河信。他送来知堂集外文编49年以后剪贴稿约50万字,将尽力读毕之。”

  3月2日:“整日读知堂小文,并作札记,校改错字。文章实在写得不坏,是上等的小品也。”

  这五段日记,继续围绕《知堂集外文》而展开。我把1949年以后的《知堂集外文》第一种书稿(即《〈亦报〉随笔》)送请黄先生审阅,黄先生用了一周时间读完书稿,认为是“上等的小品”。他还做了札记,因向钟先生推辞不获,开始为写序做准备。遗憾的是,黄先生最后仍未能命笔成文。拙编《知堂集外文·〈亦报〉随笔》1988年1月由岳麓书社初版,书前只有钟叔河先生一篇序。同年8月,《知堂集外文·四九年以后》由岳麓书社初版,书前仍只有钟先生一篇序。

  3月10日:“傍晚陈子善来,携来知堂文数篇。以《过去的足迹》一册赠之,并请代复印两篇杂文。”

  《过去的足迹》是黄先生的散文自选集,198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。送我的这本前环衬题字:“赠子善兄  黄裳  一九八七,三月”,黄先生为何时隔三年才送我此书?原来这是一册毛边本,印数一定甚少,黄先生大概刚刚检出。这是黄先生送我的第一本毛边本,也是我所获赠的现代作家的第一本毛边本。

  3月26日:“下午陈子善来,送来周作人《鲁迅在东京》稿一册,又佚文数篇,其中游云冈记及属名‘十三’两文皆非周氏所著也。”

  在3月26日之前,我一定还拜访过黄先生,因为他在聊天时谈起藏有知堂《鲁迅在东京》手稿,我即向他借阅。3月26日这天是去归还。知堂这部手稿共三十五篇,最初连载于1951年5月9日至6月12日上海《亦报》(署名十山)。后编入1953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《鲁迅的故家》(署名周遐寿)。据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先生回忆,1950年代初,“周作人为上海出版公司写了三本书,预先谈好,出版后都要退还原稿的”(刘哲民:《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》,《闲话周作人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,1996年7月),但事实上并未办到。这三部书中,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一书手稿由康嗣群和师陀先生平分,而译著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手稿也归了师陀先生,后由夏志清先生收藏。那么,黄先生所藏《鲁迅的故家·鲁迅在东京》手稿应也得之于刘哲民先生,记忆中这部手稿线装一册,保存完好,令人惊艳。黄先生后来把这部手稿付拍,现在不知归何人所有了。

  张菊香、张铁荣先生合编《周作人研究资料》(上下)1986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,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“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(乙种)”之一。我1987年4月收到编者赠书,编者送给黄先生的这套应是同时寄我的。

  3月24日:“傍晚陈子善来,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,又说编梁实秋、台静农集种种。”

  这一年3月,1949年以后的《知堂集外文》第二种《四九年以后》已经发稿,同年8月岳麓书社初版。所以3月24日访黄先生时,“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”。而在编辑《知堂集外文》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,我又起意编注《梁实秋文学回忆录》和编选《台静农散文集(1947-1989)》,黄先生听我介绍后,都给予了点拨和鼓励。后来还专门写了《台静农散文》一文推介,认为台静农晚年散文“文字是淡淡的,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披着华丽的外衣,可是像一把吸饱了水的毛巾似的,随手披拂都是浓郁的感情的流溢。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”。

  黄裳先生日记摘录到1988年3月告一段落,我的回忆也到此为止。当然,到了1990年代,到了新世纪,我还多次拜访黄先生请益。但从黄先生1980年代的这些日记,或已能清晰地显示他老人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。我那时的郁达夫研究、周作人研究、台静农研究等学术工作,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,这不但可以他十年以后为拙著《生命的记忆》所写的序为证,也可以1980年代这些三言两语的日记为证。而从这些片段日记中,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:

  一、黄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“沉默的墙”相拟,访客往往与他“相对枯坐,‘恰如一段呆木头’”(黄裳:《跋永玉书一通》)。但以我与黄先生上述交往的亲身经历,或可证明至少在1980年代,只要话题投契,他也会打开话匣子,也会兴致勃勃地聊天,甚至谈到高兴处,也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。

  二、从黄裳先生这些日记,又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到像他这样的前辈作家在1980年代的所思所想及所感兴趣者。近年来许多文坛朋友怀念1980年代,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。在我个人记忆里,像黄先生这样的前辈作家在198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、创作重焕青春的过程。由于他们的存在,由于他们仍未放下手中的笔,1980年代才显得更加难得,更加丰富多彩。因此,回顾1980年代,评价1980年代的文学,如果忽略或低估黄先生等一大批前辈作家的努力和贡献,那是极不完整的,也是难以想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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